广场西侧，围观人群之中。
伊利亚的妹妹叶琳娜死死攥着身前同事的衣袖，脸色煞白，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她看见了。
台上那个跪着、被拷着、血从嘴角淌下来的“犯人”。
是她哥哥。
伊利亚。
是她曾经最崇拜、最依赖的哥哥。
也是——此刻，毁了她一切的人。
她再也撑不住了。
“噗通”一声，她跪倒在人群里，脸埋进冻雪里，双肩耸动，哭声却一声都不敢发出。
旁边的女工小声问她：“你……你没事吧？”
她抬起头，眼眶通红，声音发颤：“我……我完了。”
“本来这个月我就是‘劳动进步模范’，生产小组长，下一步……下一步就能进入‘转化宿舍区’了。”
“还能分一间带暖炉的房子。”
“我都被点名表扬过了！我汉语考了91分！”
她的声音越说越颤，最后几乎是喊出来的：
“可现在呢？”
“我哥成了反贼，我还怎么当楷模？！”
“我还怎么住汉人的高楼？！”
她扑在地上，抓着雪地使劲扣，指甲都翻了起来：“他为什么不早点死啊……为什么非得在我要翻身的时候，拖我下水！！”
另一边，城北车库。
军需车队的办公室里，尼基塔的父亲——安德烈正低头站在角落，听着队长的训话。
“安德烈，你是个聪明人，我本来是想保你的。”
“可你儿子做的事，传出去你知道是什么性质吗？”
“你开的是大明军车，是运输补给线的驾驶员。你儿子却想炸粮仓。”
“上头要是不查我，我都得跪着求你滚。”
安德烈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不敢争。
他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他知道——完了。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为了一份司机的编制，他曾偷偷把家中老屋墙角供了三代的圣母像，连夜换成了“汉语词典”。
他把爷爷留下的沙鹅军刀、母亲年轻时的嫁妆、还有一套被当成传家宝的怀表，全打包交给了“北境博物馆”。
他说：“给大明贡献一份文化，哪怕不能为我加分，也别给我扣分。”
换来了什么？
换来他儿子用火药把他拖进泥坑里。
他缓缓抬头，看向窗外。
远处广场的钟声敲响，第七节升旗仪式开始。
红旗升起，火光照亮半边天。
而他——
被赶出了车库，连工具箱都没让他碰。
他扶着墙，像个被掏空的人，喃喃说了一句：
“这车，我还没开出城，就被打回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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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被塞进了一辆军用押运车。
灰色涂装，车体粗大，前头是咆哮着的柴油引擎，车尾印着“治安署·特批押送”七个黑字，像一把钉入他们背脊的钉锤。
伊利亚、格奥尔基、尼基塔、阿纳托利，四人并排跪坐在车厢中。
手腕脚踝全部铐死，腰间铁索连肩贯腕，脖颈上则各扣一圈钢圈——“反乱者”字样刻得深红，像血印。
他们脸上，戴着统一发放的面罩，面罩上印着四个大字：
“乱民示众”。
车厢内没有暖气，只有厚重的铁皮将风声隔开，但挡不住身体的冷，也挡不住四人脸上的茫然。
伊利亚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地板缝隙。
他不疼了。
也不怒了。
他只是想不通：“我不过是想点一把火。”
“不过是想，哪怕燃一秒钟，也让人知道——我不是牲口。”
“可为什么……是我妹妹，先被撕了前途？”
她在榜下哭成那样，衣服都湿透了，还不敢喊出我的名字。
我想回头对她说：
“对不起。”
但我连转身的资格都没有。
格奥尔基靠着车壁，脸贴着生锈的铁栏，眼神发空。
他突然想起了母亲煮的甜菜汤，还有老房子里挂着的一块勋章。
他以为，哪怕这个国家被烧没了，他至少还能活出一点血性。
可现在，他发现：他连“死”都不是为自己。
他是为别人加税、加班的耗材。
尼基塔没动。
他只想着父亲的脸。
那张送他出门时还在笑的脸。
“你不是要自由吗？”
“你自由了。”
“我……回去挖沟去。”
阿纳托利则抬起头，看着押运车两侧的缝隙外。
他们途经的是闹市。
北境治安署刻意更改了线路——从东市起，穿过中央广场、五号民居区、语言所门前，直至西边劳改营，全程八公里，每一寸地砖上都站满人。
不是为了押人，是为了示人。
第一波鸡蛋，从中央广场的角落飞来，砸在他们头上，啪的一声炸开。
没人敢出声。
没人敢看对方。
甚至没人敢转头看窗外。
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
他们不是烈士。
不是反抗者。
不是“呼号被镇压”的英雄。
他们只是——
一群把自己和家人一并拖下水的“笑话”。
“就是这几个，昨天想炸配粮仓的！”
“呸！让你炸！连火都点不着，活该！”
人群里爆出第一声怒骂时，格奥尔基正好被推下卡车。
还没站稳，一个鸡蛋“啪”地砸在他脸上，蛋液顺着眼角滴下来，他却连眨都没眨。
“还敢装硬汉？”
第二个鸡蛋紧随其后。
接着是石头、烂菜叶、脏泥巴，甚至一只发臭的老靴子——砸得四人身上到处都是。
尼基塔嘴角被一块砖头削出一条口子，血顺着脸颊蜿蜒而下。他低着头，不叫，也不躲。
身后几个孩子正模仿他的样子大笑：“我要当反贼——哎呀摔倒啦！”
—
但这次，围观的人群里，不只是看热闹的笑声。
更多的是——
压抑不住的愤怒。
“他们要是把仓库炸了，我们吃什么？！”
“你知道我儿子排了多久才排上大明食堂的固定口粮？你一把火，就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
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眼圈发红，拽着身边男人的袖子，气得发抖：
“要不是巡逻兵发现得早，现在全城得饿肚子！”
—
一个满脸风霜的中年搬运工吼得脖子青筋暴起：
“大明给我们地种，给口粮，建学堂、修房子，我不管真的假的，起码这几年我们没饿死！”
“你们几个是疯狗，吃着人家的饭，还敢往锅里撒尿？”
“你们这是要害死一城人，懂不懂？！”
—
有个老太太挤到最前面，颤颤巍巍地把一捆麦秸扎成团，狠狠朝伊利亚扔去：
“你们是老鼠屎！”
“你们让我们这些还想活的人全都低人一等！”
“汉人好不容易放我们一马，是你们几张嘴硬把路堵死的！”
—
四人被一口口骂得低下头，茫然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撕裂。
他们原以为，最坏的，是明军的鞭子、法庭的判决、铁链的重量。
可他们现在才知道——
最痛的，是原本跟他们一样活在铁皮下的人，亲手把他们踹进了粪坑。
—
格奥尔基忍不住抬起头，看向人群。
他看见了以前一起扛粮的工友。
对方没有笑，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吐了三个字：
“活该啊。”
他们不再是“失败者”。
他们，是被当作警示活体的——罪证。
民众不恨大明强硬，只恨这些人让铁拳挥得更重。
他们本可以继续“被包容”，继续活在新秩序下的罅隙里。
但现在，有了这四个人——
连罅隙都要被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