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的爱尔兰岛上已经有了很多试图为爱尔兰人争取权利的组织，除了青年爱尔兰和爱尔兰解放者两个比较激进的组织之外还有：
如爱尔兰新教徒组成的“奥兰奇秩序”，受法国人支持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捍卫者联盟”。
当然还有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天主教徒协会，这个组织同样激进，但是领导人水平非凡，他完成了很多爱尔兰人几百年都不敢想的事情《天主教徒解放法》。
奥康内尔的政治手腕高明，他总是能在动乱和抗议之间找到平衡，喜欢利用大型集会给政府施压，仅仅是1843年一年时间中他就搞出了三十几次十万人以上的大型集会，但偏偏又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
同时奥康内尔还和辉格党结成了同盟，因为两者有共同的敌人托利党。
此外他还在海外寻求支持者，不过这个人很聪明他寻求帮助的时候并不会留下任何承诺，更不会与任何政治人物接触给别人留下叛国的把柄。
罗伯特·皮尔政府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抓进监狱，并试图以他的全部家产和一个上议院议员的身份对其进行威逼利诱。
但是丹尼尔·奥康内尔并没有屈服，而是在他的盟友辉格党人的积极营救之下重获自由。
之后罗伯特·皮尔又试图通过提高拨给梅努斯神学院的补助以及创建三所向部分天主教徒开放的大学，来分化瓦解奥康内尔的组织，但均以失败告终。
奥康内尔相信只有通过议会改革才能让爱尔兰获得自治，他的想法显然不符合历史，毕竟无论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都只是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弗兰茨也与奥康内尔的看法不同，而且爱尔兰的“和平自治”也与奥地利帝国的利益不符，但是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合作。
而且奥地利帝国教会向爱尔兰岛上派出“精通教义”的教士也是合情合理地支援，谁让爱尔兰人识字率低呢。
此时奥地利派驻到爱尔兰岛上的教士已经超过了三千人，其他方面的事务官也有近五百人。
这让劳舍尔大主教十分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片土地上会发生什么，又有什么东西值得这样做。
毕竟从搜集的情报来看，这个地方只突出一个穷字，人民贫乏到可怕的程度，教士们只能靠本国的救济度日，那些爱尔兰人上缴的什一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哪怕是想用其牵制英国人也无法做到，毕竟他们既没有武器，又缺乏训练。而且从历史上看西班牙、荷兰、法国先后都支持过爱尔兰人，但结果都是一败涂地。
这足以证明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稳固，而且教会方面并不是很喜欢奥康内尔这个人。
因为有很多迹象表明，后者一直在向英国政府出售他的支持者和奥地利传教士的名单。
这件事起初弗兰茨是没想到的，他总觉得这位爱尔兰的民族英雄不该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但想了想其实也十分正常，毕竟现实就是如此，出卖盟友和他想拯救爱尔兰并不冲突。
还好弗兰茨早有准备事务官们都是经过其他渠道进入的，而教士们的身份暴露了也不要紧，不如说曝光度反而更有利于下一步的计划。
在距离爱尔兰900公里之外的比利时（此时的荷兰弗莱芒地区）马铃薯晚疫病已经开始肆虐。
德意志关税同盟第一时间就颁布紧急法令宣布禁止进口荷兰土豆，理由是马铃薯晚疫病可能会传染。
这项提议是由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小邦提出，最先响应的是普鲁士，毕竟他们和荷兰的农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禁止荷兰土豆进入德意志市场，腓特烈·威廉四世都要开心死了，容克贵族们都打算放炮庆祝一下。
奥地利帝国方面则是紧急发布命令降低马铃薯种植比例，毕竟弗兰茨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保证这场灾难不会波及到奥地利。
虽然这种病毒厉害，但是只要不种马铃薯就不会有这个困扰。只不过这在爱尔兰岛上却并不适用，这倒不是因为当地只能种土豆，而是只有种土豆才能养活那么多人口。
像是詹宁斯一家那样可以租种五英亩土地的爱尔兰人只占极少数，通常来说他们租种的土地不会超过三英亩，而在部分地区甚至只有不到一英亩的土地。
实际上弗兰茨也尝试过其他高产作物，但是爱尔兰岛的全年温度太低，日照时长太短，只适合种植那些喜凉作物，如木薯、红薯等薯类作物需要温室大棚才能种植。
喜凉作物大多数都是蔬菜，能用来当主食的只有小麦、马铃薯、大麦(青稞)、甜菜。
弗兰茨最先看中的是甜菜，毕竟奥地利有先进的榨糖技术，让这些爱尔兰人种甜菜然后用赚来的钱去买粮食似乎合情合理。
然而现实是由于有美洲的廉价糖占据市场，甜菜榨糖在英国根本没有多少市场，那些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之所以会种植甜菜是因为有国家补助。
而爱尔兰人种植甜菜是没有补助的，作为二等公民的他们只配种植粮食作物。
于是乎剩下的便只有小麦和大麦，而此时小麦的亩产实在惨不忍睹，再加上爱尔兰岛上缺乏肥料和科学的耕作方法，在十几亩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真的无法养活全家人。
除此之外爱尔兰农民的土地通常来说都是相对贫瘠的，这些土地也不适合小麦生长。
（1英亩=607亩）
大麦的产量要比此时小麦产量高出不少，适应能力也强，但是口感很差，而且营养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长期食用容易患病，通常来说会用来喂牲口或者是酿啤酒。
而且按照传统当地的地主老爷们是可以让牲口来吃农民们种植的大麦的，这就让很多农民对于种植这种作物感到害怕。
试想一下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食物，被那些牲口直接吃掉，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就很绝望。
而且由于《谷物法》的限制，出售到英国的牲畜价格一直在上涨。大贵族和大地主们一直在考虑恢复放牧业。
但是经历过羊吃人惨剧的农民和小农场主对其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大地主们不得不放缓自己的行动。
但是从1820年到1845年间，用于畜牧业的土地还是翻了四倍，占到了农业土地总面积的8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