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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正国本(十五)争

    “钱科长这话可真有意思。如果,在下是说如果——如果皇贵妃娘娘真的涉桉,谋划或者至少是参与了‘药膳桉’,那么这皇贵妃的身份还能保得住吗?

    她若是保不住这一身份,那么皇三子便不过是一位普通皇子,既非嫡、亦非长,与皇嫡子、皇长子二位再无相争之资格。试问,这却如何适得其反?”

    钟兆斗与钱梦皋原本关系是很不错的,可惜在大明官场之上,师生关系才是绝对不能背叛的,朋友之谊嘛……不妨往后稍稍。

    这世上除了父母之恩可能归于人类天性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其实都有价码。忠诚往往只不过是背叛的代价大过了可获得的利益而已,背叛则反之。

    当然,在“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之后,一些道德水准较高的人有时候会仅仅出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而舍生忘死,这就是另一种特例了。

    总之,钟兆斗的态度已经表明,他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师相一边,至少在当前这件事上与钱梦皋势不两立。

    他这番反驳也是有道理的,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贵嫡贱庶,是儒家礼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则,而母亲的身份尊卑连带影响所生子女的尊卑。

    因此,即便没能把郑妃本人怎么着,但只要把她的皇贵妃身份打掉,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怎么你钱梦皋还说会“适得其反”呢?反,反在哪啊?

    这个身份尊卑问题,可以参考《春秋·公羊传》,其中曰:“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也就是说,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择立年长者为嗣,而不立贤者;媵妾之子为庶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需择立庶子为嗣,则以立贵为原则,避免因众妾同时生子带来继承次序的争端。

    因此,何休注云:“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注:中国不同时期尊右还是尊左并不固定,从此处可以看出当时是尊右的。]

    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内的地位尊于众媵妾,有“女君”之称,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亲生母亲为嫡,地位尊贵。

    隐公与桓公同为惠公之子,然皆非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贵于隐公。

    所谓“子以母贵”,正是指子依母亲身份之尊卑排定继承的次序。因此,隐公虽年长于桓公,又有贤能之名,仍以“母贱”而不得立。

    这就可以看出来,嫡庶贵贱之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划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区别。前者影响后者,而后者又与家族继承问题密切相连,可见“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礼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母与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联系。

    朱翊钧之所以在此前那些年里将郑妃的身份一提再提,最终提高到“皇贵妃”这个“副皇后”的位置上去,除了要展示自己对她的宠爱,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朱常洵的地位。

    试想,朱常洛是庶长子,这一点无从改变,那么朱翊钧这个做父皇的,要想让朱常洵获得对朱常洛的优势,或说至少与朱常洛并驾齐驱,除了从《公羊传》中提到的这一制度来想办法,还能如何呢?

    当然,后世之人听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母凭子贵”。尤其是经过很多宫斗戏的狂轰滥炸,很多人恐怕都已经搞迷湖了,不清楚到底是“子凭母贵”还是“母凭子贵”。

    这时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公羊传》中亦提到了“母以子贵”。那么,何谓“母以子贵?”何休注云:“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

    这里的“夫人成风”是指《春秋经》载:“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

    风氏为僖公之母,庄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为夫人。《春秋·左氏传》曰:“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赗”则是赠给丧家用以送葬之物。杜预注曰:“成风,庄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礼赗之,明母以子贵,故曰礼。”

    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经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谷梁传》亦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以为秦人不以成风为夫人,以妾为妻非礼,故正之。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春秋经》记载僖公妾母为夫人,三传对《春秋》记其事的诠释互相矛盾:

    《公羊传》未针对成风为夫人特别解释,但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贵”之说;《左氏传》谓周天子以夫人之礼会葬成风合于礼,承认成风为夫人合礼;《谷梁传》则讥以成风为夫人是以妾为妻。

    春秋三传对于以成风为夫人是否合于礼,见解明显不同,因此“母以子贵”在礼法上是否具有原则性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母以子贵”与“嫡庶之辨”,二者本就存在冲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缔结的仪式而来,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贵”却打破这项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则。

    当然,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子以母贵”还是“母以子贵”,那就只能按照时间来区分。

    一般而言,在一个大家族中,或者干脆就是天家之中,那么当儿子年纪尚小、地位未定之时,是子以母贵;当儿子排除万难、继承家业或帝位时,则是母以子贵。

    当然,偶尔还有一个中间态,即儿子已经取得继承人身份但尚未继承时,这种情况下作为孩子的生母,通常也能母以子贵。

    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如汉武帝刘彻就首创了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制度:立储杀母。这个制度本书前文曾经提及,就不赘述了。

    总之,立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即便大明的规矩早就立在那儿了,朱翊钧仍然试图——至少曾经试图通过“古已有之”的手段来加以改变。

    不过从“古已有之”的做法中想办法,却也不是只有朱翊钧曾经尝试,当年心学派就提出过一个建议,说可以由皇后收养皇长子朱常洛,这样一来就规避了皇长子身份被其生母“拖累”的麻烦。

    然而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高务实搅黄了。高务实也没用什么别的招,还是那句话,皇后还年轻,你们怎么知道皇后将来不会有出?再加上朱翊钧着实不喜欢朱常洛,这件事才没能如心学派的愿。

    不过事情虽然压住了,但这种思维惯性却不会因此消失,所以钟兆斗此时所言依旧是按照这个路数来的。

    然而这次钟兆斗还真是失算了。

    倒不是说这个路数能被区区钱梦皋否决,他何德何能敢否定“五经”之一的《春秋》?别说他了,就算是六首状元出身的高务实,现在顶着实学宗门的名号也不敢直接否认《春秋》的观点,最多只能就《春秋》写一本读后感,表示说大家以前读此书时误会了,其实人家《春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啥啥啥……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说钟兆斗失算呢?其实是因为钱梦皋这次并不是要辩经,他是要谈人性。

    钱梦皋不仅没有反驳钟兆斗的话,反而先附和道:“钟科长所言极是,只要皇贵妃娘娘丢了这后宫之中仅次于皇后娘娘的身份,皇三子按说自然也就没有了正位之资。”

    钟兆斗微微挑眉,虽然没有说话,但谁都看得出他的意思:那你还说个屁?

    而此时,萧大亨却似乎想到了什么,悄然皱了皱眉,眉宇之间闪过一丝阴霾。不过,他依旧没有开口,继续保持着沉默。

    钱梦皋笑了,先是打量了萧大亨一眼,继而朝钟兆斗略一拱手,施施然道:“总宪、钟科长,以二位对皇上的了解,会认为郑皇贵妃经此一事便将一蹶不振吗?”

    萧大亨不仅没回话,甚至把眼睛都轻轻闭上了。他并非认为钱梦皋说的话是无稽之谈,相反他同意钱梦皋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实在不愿意承认,这才做出闭目养神之态。

    而钟兆斗这次终于感到事情棘手了,深深皱起眉头,眉间形成一个川字。他想了想,略有不甘地道:“即便皇上恋旧,不肯就此将郑妃打入冷宫或者做出更严重的惩处,但有了这样的恶迹,皇上总不可能事发不久就给她恢复身份。

    那么,我等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大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抵定大局,让皇三子彻底失去问鼎储位的机会。”

    “哦,是吗?”钱梦皋看来并不相信,微笑着反问:“不知钟科长所谓的努力究竟是指什么呢?莫非……是让皇嫡子早些获得册封?”

    这话其实有点打脸的意思,因为钟兆斗也好,赵志皋也罢,他们师徒二人归根结底还是心学派的人,而心学派历来是支持朱常洛的。支持皇后与皇嫡子母子的,那可一直都是实学派的人,甚至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实学派中的高务实一系。

    你一个心学派的人,因为“世兄”赵凤威的事,跟着师相赵志皋跳反去帮高务实一次,这我钱梦皋认了,可你们难道连心学派的身份和立场都打算一齐抛弃吗?这可就多少有点“欺师灭祖”了!

    然而钟兆斗能得赵志皋看重,自然也是有几把刷子的,他轻哼一声,道:“太子之册封非我所能置喙,我所言者,乃是指皇三子封王之国一事。

    算起来,皇三子今年已经完全可以封王,而封王之后便可以考虑之国。如此,只要趁着郑妃受惩之际大造声势,使皇上不得不听从百官呼声,册封皇三子为王,同时令其之国,那么郑妃母子对储位的念想自然也就该一举了断了。”

    正如钱梦皋的话刚才打了钟兆斗一个措手不及一般,钟兆斗这番话也让钱梦皋一时语塞。但他反应也很快,立刻摇头道:“我看钟科长将此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他顿了顿,道:“皇三子出生于十四年(万历十四年),按照太祖规矩,应该是十岁封王,二十岁就藩,那么皇上完全可以说要等到万历三十四年再命其之国……”

    钟兆斗大摇其头,道:“钱科长,你我皆非寻常乡民,这种话就不必拿来说了。太祖爷的确有这样一说,可是事实上有多少藩王真是按照这样的年限来执行册封与就藩的呢?”

    呃,这个的确不怪钟兆斗不拿朱元章的“祖宗之法”当回事,因为事实上朱元章自己都没做到。

    朱元章的儿子们,长子朱标册封太子是十三岁……这个姑且不论吧,毕竟太子比较特殊,和寻常藩王没有可比性。

    那么看看他其余一些儿子,除了老二到老五是严格按照二十岁就藩来安排的,从老六起,就开始连续十三个儿子都没达到二十岁这个就藩年龄,其中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十八岁。

    你太祖爷自己都做不到严格按照规矩来办事,后来的皇帝们自然也有样学样,封王和就藩的时间基本上就毫无规矩可言了。比如朱棣之子、赵王朱高燧,他封王之后过了二十一年才就藩,当时已经三十九岁。

    如果说成祖那会儿已经太久远了,那么看看朱翊钧的好弟弟朱翊鏐吧,这位潞王殿下才两岁就封王了,但是二十三岁才就藩卫辉——朱元章的所谓祖制在这儿一点用都没起。

    另外还有个情况,是钱梦皋也好,钟兆斗也罢,他们这些人现在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原历史上朱翊钧不仅是把朱常洵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不让其之国,他后来的其他儿子们也是同样的待遇,朱翊钧都一直不肯让他们之国。

    朱常洵算起来还是朱翊钧在世时唯一一个被放出去之国的,当时已经是万历四十二年了,朱翊钧实在是被国本之争搞累了。

    而在朱常洵之后,朱翊钧的另外三个儿子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则更夸张,直到朱翊钧驾崩都没让他们之国。直到天启七年三四月间,这三位天启帝的皇叔才得以密集之国,分别就藩汉中、荆州、衡阳。

    所以总而言之,钟兆斗提出尽快迫使皇帝册封朱常洵为王并要求其立即之国,从大明的习惯做法上来说并无问题。

    如此,球……哦,蹴鞠又被踢回了钱梦皋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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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表弟阳了,同时昨晚我儿子喉咙里似乎也有点声音不太对,今天白天打算观察一下。抗原试剂有限,还不敢乱用。唉,可能当爹妈的都有一种心思,祈祷病啊灾啊都冲自己来就好了,别找孩子……